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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“通”与“贯”

  • 时间:2019-08-31 02:15  来源:未知   作者:admin   点击:

  除了“古今通”,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,还必须“中西通”。因为近代中国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,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都源自于西方,许多思想家都在西方学习过,取得过西方大学的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。中西思想的冲突与融合,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产生、发展和演变的重要特征。所谓“中西通”,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,要考虑西方思想的因素,要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产生、发展和演变过程放在整个中西交往的进程中去考察,不能孤立的就中国近代思想史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。事实上,近代思想家是非常重视“中西会通”的,而且在会通中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康有为提出“中国人才衰弱之由,皆由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”,主张中西两学“二者相需,缺一不可”,应该“泯中西之界限,化新旧之门户”。他在《实理公法全书》《大同书》等著作中,把儒家的“仁”“不忍人之心”与西学中的博爱思想加以揉合,建构其“博爱派哲学”体系。严复提出“必将阔视远想,统新故而观其通,苞中外而计其全,而后得之”,也是主张中西会通。他以中国古典语境中的“自繇”对应西语中“自由”观念,并以传统色彩浓厚的群己关系界定自由概念,称“明乎己与群之权界,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”。孙中山曾说:“余之谋中国革命,其所持主义,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,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,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。”他称社会主义为大同主义,更提出了融汇中西的“五权宪法”思想。蔡元培提出“所得于外国之思想、言论、学术,吸收而消化之,尽为‘我’之一部,而不为其所同化”,强调研究学术“非徒输入欧化,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;非徒保存国粹,而必以科学方法,揭国粹之线日在保定育德学校的演讲中认为,法国近代文明中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友爱(博爱)”与儒家经典所倡导的“义、恕、仁”是相通的,“仁也、恕也、义也,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所旌表之人道信条,即征西方之心同理同”。可见,近代思想家有中西会通的自觉,并身体力行地在兼采中西的基础上建构思想理论,探索救国方案,因此,我们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做到“中西通”,才能走近、理解与把握这些学贯中西、囊括新旧的思想大师。

  近代思想家还有一个特点,即他们的学习经历、知识结构是兼跨文理的,因此,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,还要做到“文理通”。大家熟知的例子有鲁迅的“弃医从文”,胡适从学农学到转学哲学,而有些思想家如杜亚泉、丁文江则是科学家。这种文理兼通的思想背景,也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。例如,如果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杜亚泉在科学普及上的贡献,会有助于体认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特点与价值。

  如果说“通”“会通”,是“古今通”“中西通”“文理通”,那么“贯”“贯穿”,就是要把握能够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与全局的“一以贯之”的基本线索与“共同观念”。

  从纵向看:首先,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“一以贯之”的基本主线。在《中国革命与中国》一文中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“两个过程”: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,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,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。”这后一个过程,体现在思想文化上,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。救亡图存、民族复兴是中国近代思潮、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中心目标,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核心观念。从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到谭嗣同的“四万万人齐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”,到鲁迅的“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”,到闻一多写《七子之歌》“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,为作歌各一章,以抒其孤苦亡告,眷怀祖国之哀忱,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”,再到艾青的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爱国主义思想是近代思想长河中的每一时段都能采撷到的浪花。近代百年,爱国思想经久不衰、覆盖面广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,近代哲人提出的理论、学说、思想,无不饱含强烈的富强关怀,都是从不同角度设计的救国方案。

  从时代特色角度,从古典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爱国主义;从阶级属性的角度,有农民阶级的爱国思想、地主阶级的爱国思想、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、无产阶级的爱国思想;从具体内涵的角度,有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“兵战”思想,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“商战”思想,有反对帝国主义宗教、文化侵略的“学战”思想,有反对帝国主义外交讹诈的“外交战”思想;从救国建国的角度,有“君民共主”的维新思想,有“民主共和”的革命思想,有孙中山“心理建设、物质建设、社会建设”的建国方略,有中国人“真正民主共和国”“工农民主政权”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”“人民民主专政”等建国思想,有中间政派希望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。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选择,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到“走俄国人的路”,再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历史转变。每一阶段都是围绕爱国主义这一“一以贯之”的基本主线展开的。

  其次,科学、民主是中国近代思想史“一以贯之”的中心主题。现代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,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发展科学、民主,因此对科学、民主的追求构成了近代百年的伟大精神传统。近代之初,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要求学习西方“船坚炮利”的先进军事技术与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技术;又以倾慕的心情描绘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的纪纲法度:“议事、听讼、选官、举贤,皆自下始,众可可之,众否否之,众好好之,众恶恶之”。他揭开了近代先进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序幕。洋务运动时期,不仅将仿效西方军事、民用技术付诸实施,还出现了徐寿、华蘅芳等近代自然科学家;同时出现了批评传统政治“君民隔绝”、呼吁创设议院,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。1895年,严复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将西学概括为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,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”,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的口号已是呼之欲出,维新派倡导的“物质救国”与“变法图存”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展开。到了新文化运动中,正式提出了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两大口号,自此民主和科学成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。新葡京论坛